1991绝密救市

10年前，以尉文渊为代表的一批拓荒者开始了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初尝试，在那时，没有人能够想到，10年后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和数千万股民的庞大市场，然而，在那个姓“资”姓“社”都没有搞清的年代，作出如此巨大的业绩，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91绝密救市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一切都是在交易所和各证券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一旦消息泄露，两亿元的资金很有可能如细雨入沙，被居心叵测者轻易攫去。

……救市成功。此役，厮杀20多天，以2亿救市资金对50亿总市值，实际耗资1．7亿元。

新入市的800多万新股民未必知道，1991年8月，中国股市建立的第一年，当深市由于自身行情疲软，濒于“崩盘”的边缘时，“政策”是如何“救深市”的。

1991年8月，深圳股市自1990年12月开市以来，已连续下跌达9个月之久，总市值已损失达七八亿元之多。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多在1990年10月股价高峰期入市。例如，某退休工人，倾其所有，于上年10月以250元／股购进深金田股票，此时，经拆细后仅值6．00元／股（相当于未拆细以前的60元／股），那情形真是欲哭无泪。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深市龙头股深发展的广大持股人身上。深发展于7月30日拆细为29．54元／股，8月17日复盘，突然掉至10元／股。

市场一片恐慌，股市崩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习惯于计划经济下过日子，却远未适应市场经济风险的投资人期待着政府。

8月19日，深圳市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不得不召开各企业负责人会议商议如何救市，会议没有取得成果。

9月2日，救市会议再次召开。当时的深圳市郑良玉市长亲自主持会议。市长亲自出面，使各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救市任务的急迫。郑良玉说：“希望大家能积极入市，我们现在股价已跌到了这么低，大家买回去多便宜！你们买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们的利益是不会亏的。如果大家出力救市，不仅将来股价回升时有利可图，而且也能获救市有功之名，可谓是名利双收。”

会上，有一个人如坐针毡，他就是发展银行的副董事长谢强。作为深市龙头股的代理人，先是8月的扩股招来一片骂声，居然有人指名道姓让他下台滚蛋；艰难的扩股完成后，第一天摘牌竟落到10元，奋力挣扎后，也才勉强保住13元。他知道，如果要救市，发展必首当其冲。

会后，谢强找到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讨教救市方略。

禹国刚为他谋拟了一石三鸟之计：首先，发展如挺身救市，将成为稳定深市的第一功臣，并为市领导解决了难题；其次，前一段发展银行为了获取经济效益而放弃了大量公股，若能趁此机会捡回来，既能保住公股的优势，又能分股市之忧，两全其美；第三，发展银行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吃进股票，就是坐吃利息，也比信贷的利益可观，况且，股价在发展银行，派息分红也在发展银行，不用像搞信贷那样又要考虑贷款抵押，又要考虑企业的偿贷能力，风险小得多。

深圳市政府也迅速作出决定：筹集2亿元资金救市。

9月7日，绝密的救市计划付诸实施。方针是：稳住龙头股，稳住大市；实力只有2亿元；行动总指挥是金明和禹国刚。

这是一次绝对秘密的行动。一切都是在交易所和各证券公司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一旦消息泄露，两亿元的资金很有可能如细雨入沙，被居心叵测者轻易攫去。

9月7日，发展股开市价仅13．70元，深综指跌到47点历史最低位。这一天，救市资金奋力托发展，只攻发展，将股价托至13．85元。

9日，发展开盘价停在13．70元，交易所5000手买盘挂入，很快就被吃尽；再挂，又是5000手！炒股大户摸不清对方究竟有多大胃口，股民们受大户影响，仍旧抛股不止，但当日发展收市已上到13．90元。

10日，发展开市价落到13．70元。大户们莫测高深，仍然带头抛股，以探虚实。交易所不疾不徐，仍然5000手5000手地挂进，来多少吃多少。当日，发展高收13．95元。

11日，12日，13日，抛的仍在抛，吃的仍在吃，不声不响中，发展站上了14．50元。涨幅不算高，但在连续9个月的长阴后，龙头股毕竟准确无误地发出了救市有望的信号。大户、散户开始迟疑，开始放慢了脚步。敏感的大户嗅出了滋味：有大资金在托市！

到月末，深市居然没有下降，反而涨升了0．8856点，别小看这不足1点的小小数字，它是反转信号，“不信东风唤不回”。

深市股民可以安稳地在国庆之夜睡一觉了。

10月3日节后开市，发展挂出14．65元的价格，当日上冲16．10元。其后，发展节节拔高，18．70元、21．50元，10月10日发展站稳26元。

由于发展的影响，深市股东齐齐掉头，杀回市场，买进！市场人气重聚，管理层期待已久的连锁效应终于发生了。

10月上旬，除原野之外，深市股票全部冲出谷底，除发展升56．68％外，万科升74．47％，金田升101．55％，安达与宝安也分别升67．09％和63．38％。

救市成功。此役，厮杀20多天，以2亿救市资金对50亿总市值，实际耗资1．7亿元。

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政策救市”实例。事情揭开后，至少，当时的深市股民是心存感激的。

当然，对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股票市场，由政府出资托市是不规范的，这样做，实际上是把市场风险揽到了政府头上。更危险的是，它会造成一种市场误会，以为每当市场不支时，政府总会出面组织托市，不利于中国股市的完全市场经济化发展。所以才有今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以下说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应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举出1991年“政策托市”的例子，只不过是它曲折反映了管理层对新兴股市的爱护。此一时彼一时，经过“94规范年”之后，再去幻想政府来托这市值数千亿的大市，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举出这个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股市有风险，股市的风险绝不仅仅是所谓“政策风险”，甚至主要不是“政策风险”，而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由资金的趋利性规定的，股市则由于它的特殊商品——股票的符号化，以及它所联系的宏观背景和微观背景的复杂性，使这种风险更加放大和限定。只要股市存在一天，风险（市场风险）就存在一天。至于说到政策风险——政策的促发展和促规范，那也是客观存在的，毋需回避。但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是成正比的，市场风险越大，政策风险也越大；反之亦然，政策风险又是与市场的发育完善成熟成反比的，越是规范的市场，政策风险就越小，反之亦然。

看到目前股票市场存在的诸多实际的风险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和研究，不能视而不见。本书即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而出台的。